https://yiliaofubai.wordpress.com/2017/09/25/%E7%AC%AC%E4%B8%80%E7%AF%87%E5%8D%9A%E6%96%87/
胡绍在武汉市普爱医院，总要制造一起起人为灾难，打击异己，不惜以医患死亡为代价。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身不由己，他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做恶。甚至还有人同情理解胡绍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执行者，说是为了医院发展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说是为了管理而不是权力滥用。应该指出的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像胡绍这样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医务人员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胡绍肯定也会让别的人替我去做。虽然胡绍通过经济和人事管理权力大搞人身依附，但是我们可以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医务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做一个齿轮就可以没有良心吗？甚至有人认为，如果胡绍不去制造那些灾难，可能会有比胡绍更坏的人去做。某些医务人员参与其中制造灾难，事实上避免了比胡绍更坏的的人取代胡绍而导致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医务人员会说，我们确实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瞧，我们甚至挽救了一些人。但是，医务人员做的好事是否最终改变了体制？如果没有，那么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做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这也就是为什么胡绍的罪恶会连绵不断。一些医务人员认为，服从管理是每一个人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但是，上级的命令和所谓管理并不能为众多的罪恶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服从”就意味着“认可”，“认可”就意味着“赞同和支持”，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你为什么服从”，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得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但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实际上胡绍的罪恶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抗拒不了诱惑。他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如果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如果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又将如何选择？胡绍在生活中很可能是个好人，会扶老太太过马路，也关心小动物，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胡绍这种“道德高尚的人”，邪恶才得以实现，当他用所谓的行动来实现医院的发展，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的道德是否允许你对患者和医务人员制造灾难？当你坦然地下达命令时，你的良心何在？
在武汉市普爱医院内观察近几年经济方面的政策导向，就会发现胡绍往往会提出一个高大上的目标或口号，听上去合情合理也切中要害，然后在具体执行上，做一大堆跟那个目标背道而驰的事情，比如说用人，控费，惠民，反附等。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成了少数掌握它者手中谋得不法利益的私器，倘说它还有别的功能的话，那就是对权力私化不认可者的冷酷打压。所以医院里人人都是螺丝钉，某些所谓干部都是机器零件。老旧了，淘汰；不听使唤，淘汰。而普通医务人员和患者有目共睹却也无可奈何的是，权力变异成了只是掌控它者贪攫钱财及保卫贪攫所得的工具，对无处不在的野蛮权力祸害却总状告无门，竟至今日之告申行为本身便成了普遍而公开的冷酷打压理由。你要批评胡绍等人的所谓集体行为，就好像面对的是一群冷血动物，让你失望和害怕。巴金说：“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身后会有千万个美国人用行动支持他。一个中国人不敢站出来说真话，因为他知道周围的同胞会默默地与他保持距离。”当我们努力不承认恶就是恶的时候，承认善会越来越危险。当坏人已经抱团，好人还是一盘散沙，好人的过度沉默可以让坏人做尽所有的坏事。如果医疗已经黑暗堕落，无论患者还是医务人员自身的生命都不会得到起码的尊重。
拥有权力时，无法无天，肆意妄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约束，更别提羞耻了；而一旦东窗事发，则后悔莫及。一方面，这些白衣天使本身并无什么理想与信仰，只信奉权力，权力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他们可以交出自己的灵魂；而在每个权力节点，也都会寻求最大化的权力变现。在这些人的价值观里，世事没有是非，只有物我。“我”永远是正确的，“我”的身边人也永远是正确的，别人也应该按照“我”的标准甄别是非，绝无例外。而这个“我”则在内部膨胀与外部吹捧之下，忘乎所以。另一方面，囿于权力产生的幻象，法外侥幸的心理也会与日俱增。总觉得就算做了再多坏事，也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抱团取暖，法不责众嘛。这就决定一切事情着陆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使一切价值观冲突都得到解构，唯有看得见的利益和好处，抽象的道理、逻辑和道德都不必信仰。
在胡绍看来，没有了这些恶犬的效忠，医院管理就得崩盘。但是如果稍微聪明一点的管理者，就应该选择让恶犬和底层医务人员之间建立一种制衡，用恶犬治民，但是又一定程度限制恶犬的暴行，这样也许更长治久安，然而胡绍的阴谋还是没有得逞。
在一个医院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环境里，在一个医患双方无法有效组织共同表达、共同争取利益的情况下，弱者既包括我们日常所说的经济上的贫困者（如患者），还包括社会的边缘化群体（如某些医务人员）。面对失范的公权力，每一个个体都是弱者，患者要求合理医疗，医者要求拒绝暴力。但医院里缺乏公平正义，大家心中都充满了恐惧。这些恐惧要么使人成为潜在的破坏者，要么成为医院管理者的替罪羊。尤其是弱者与弱者之间的互害，将会把整个医院拖入灾难的深渊。在武汉市普爱医院面对各种各样的“荒唐事”，也许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很无辜”，特别是一旦卷入因职务或角色而导致的冲突，大家经常会很无奈地想起这样一句话：“请理解，我只能对胡绍负责！”言外之意，我虽然无意冒犯于您，例如伤害患者或其他医务人员，但我吃的“这碗饭”要求我必须这样，我也只好如此。鉴于武汉市普爱医院这种“奴才”习惯已经足以扰乱人们的心境，加上胡绍等领导为了对上“邀功”而进一步强化医院的官僚主义风气，身处其中的人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医院的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已经为医务人员布下了权力的“天罗地网”，让大家无处可逃，医务人员既是受压迫的对象，也是冷血地、有效地、系统地残害他人的帮凶。普爱医院里有些人惧怕胡绍的权力选择消极逃避或沉默，有些人彻底的转身，去拥抱胡绍权力的裙角，同流合污，剩下极少数人默默地坚守，默默地付出，坚守理想。这些人依然不会获得多少鲜花与掌声，但也唯有他们的坚守，还在守望着未来。
胡绍通过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来推动所谓公立医院的改革，实际上是继续维护各种利益集团和权贵掮客的掠夺敛财格局，大多数医院职工或患者享受不到任何名义上抑或实质上的发展成果，普爱医院很难避免人为灾难，所谓的变革也将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中国梦！把医院反腐百斗争寄托在某个领导身上，是很荒谬，与民主法制背道而驰，不过是封建皇权思维的延续。普爱医院现在的腐白，是制度性的腐百，不是医务人员的道德问题，也不是患者及家属思想觉悟提高的表现（能够认识到腐摆现象），建立监督腐拜的制度才是根本，仅靠运动式的反覆或所谓患者媒体揭发式反覆爆料都是远远不够的。
武汉市普爱医院的用人也存在严重问题，平庸之人、昏聩之人在医院畅行无阻，靠金钱，跑关系，熬年头，凭资历而升官晋职的，却不想做事，其结果是使选人用人制度形同虚设，人才的选拔无从着手，久而久之，这些在胡绍纵容之下平庸作恶之人，“利己至上”属性对体制内的优秀人才和良好品质的排斥却是根本性的。平庸作恶之人或许并不会也不愿意对医院体制带来直接威胁，但是他们对医院体制的危害远比批判者甚至反抗者更严重。从现象上来看，当胡绍小集团能够将人才逆向淘汰，那么剩下的就必然是“唯唯诺诺”，甚至对胡绍“好评如潮”。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禁止或消灭批评的“好评如潮”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能作为任何有价值的社会舆论样本予以分析讨论。在一个没有压力的情境下，人们无论表达批评和赞美都不会感受到任何威胁，那么他们无论是表达批评还是赞美都可以作为他们对于特异性对象的态度数据，可以进行有效的统计和分析。但是，如果人们感受到压力时（精神压力或经济压力），哪怕是微弱，而且不会有任何威胁和风险的从众压力，人们都可能会扭曲自己的真实态度，而迎合调查者或大众的权威或主流态度倾向。更别说受到实际的压迫和威胁利诱的平庸之人，他们所表达的态度已经失去真实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平庸之恶的人没有将专业知识用于社会及医院文明而是成为胡绍权力的帮凶。
在武汉市普爱医院赏罚倒错和逆淘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作坏人总能如愿以偿，并被半公开的“潜规则”认可为“正当”、“正常”，而作好人却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时期，广大患者仍然指望医务人员都能抵御诱惑而继续作好人是不切实际的“幼稚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绍等领导更要为医院长期以来日甚一日的腐摆或滥用职权状况承担主要责任。不论是医院采购、招标、人事安排、基建、设备、高值耗材等方面的腐百以及对患者权益的胡作非为，都是如此。
为什么武汉市普爱医院的变革总是走了样？因为反人类良知和常识与胡绍权力来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违背良知和常识才能稳固权力），加之胡绍等人已经获得的利益如果超越了民众放弃清算的容忍度，那么就会遭遇特权阶层（泛指既得利益者）的集体抵御，变革怎么会不走样，甚至更恶劣呢？从历年反覆中频繁揭露的“一揪揪一串”的“串案”和“一端端一窝”的“窝案”来看，由于自身不干净的特权人数众多，不免人心惶惶，他们或是无心工作，或是消极怠工，或是结成互相包庇的抗反覆同盟，或是弄出“选择性反覆”、“政斗性反覆”之类说辞攻讦反覆，而不少基层群众，也往往鉴于自己身边的腐摆分子一直还未被查办而或是相信了这样的攻讦，或是对反覆败的诚意和决心产生了怀疑。这就是说，医院的变革不仅尚未全面见效不说，还生出了一些不好的结果。如果医院缺乏公平正义，权力缺乏监督，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任何变革都只会是自欺欺人，甚至更严重的罪恶。
为了塑造医院职工的忠诚，胡绍总是必须不断制造对外部世界（患者）的残害或内部职工的仇恨，因为只有这种残害和仇恨，才足以维持胡绍管理的权威和凝聚力。一旦这类关于残害和仇恨的谎言破灭，欺骗游戏就难以为继，黑涩会就可能土崩瓦解。这是胡绍在武汉市普爱医院残害和制造仇恨的根本动力。在医院内部的某些科主任，并不愿识破胡绍散布的谎言。因为这些谎言不仅是他们的保护伞，更是他们参与分赃的前提。他们害怕面对各种真相，这样在分赃机制中，他们才能让掠夺得心安理得。他们相信权力和经济等暴力对人的控制，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被这样的暴力控制着的。对患者的残害和煽动内部职工的仇恨可以隐藏得更为巧妙，只需要借刀杀人就可以了，甚至并非来自胡绍的直接授意，而是胡绍治下比胡绍更残暴的奴才们就可以了，或只需要让民众变得麻木不仁，似乎就实现了它的目标。如阿伦特所说的，它在制造一种“平庸的恶”。虽然，这种平庸的恶不像希特勒这类“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但医院体制中的人完全没有思想，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当这种“平庸之恶”成为普遍现象时，民众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不假思索的医院里的漫延。今天想起希特勒，或许也是想警示自己，要当心各种恶的化身，即便它已经衰老了，也并没有消亡。
尽管武汉市普爱医院在宣传中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实际的宣传效果却收效甚微，也就是说，胡绍并未能成功地把正统思想灌输给患者和职工，并以此将他们“社会化”为胡绍所要的那种“人”。宣传得到的只是患者和职工的表面顺从，这种顺从包括了“行动”的两个方面：按照胡绍的意志和命令，顺从地有所行动（让职工多收患者）或避免行动（让患者放弃合理医疗的权利）。宣传的目的主要不是影响人们的想法，因为想法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想法是否真的受到宣传影响，是无法有效测定的。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影响人们的公开行为，如果能够做到让患者和职工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不做什么，宣传就算收到了成效。但是，成效不等于成功。成功是指形成或改变人的想法，然后再有相应的行动。宣传的悖论是，它一开始就以行为而不是思想为影响的目标，那它注定只能是不成功的。它所改造成的患者或职工的“新人”，他们那种没有思想来源的行为只是一种动物性的条件反射。胡绍的宣传是以禁止医院中的自由对话为先决条件的，它必须严格控制医院中的自由言论和理性的平等讨论。它既然不可能改变这个先决条件，也就必然只能寻求宣传方法和技术的改良。但极权宣传体制本身有三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是任何技术性的改良都无法克服的，也是它注定不能成功的原因。
第一个内在缺陷是为自己设置了不切实际的目标。要证明其领导的绝对英明、制度的绝对优越、政策的绝对正确等等，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绝对服从。绝对的正确必然需要绝对的权力来支撑，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第二个内在缺陷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人们知道在公开的场合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如此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愿意或胆敢有不同行动的人就越少，这便是假面社会的特点，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都不得不戴上同样的假面。不只是受宣传的群众，就连做宣传工作的干部也都是戴着假面。如何评估宣传的正确性？第三个内在缺陷是，胡绍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宣传必须与事实相符才能取信，“碰到了很多、很具体的事实不符，就再难相信”。 当然，由于宣传的力量， 人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充分“自觉”而“积极”地配合，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有正确的表现和正确的行为。所以，对维持胡绍的管理，这样的宣传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一些制度并没有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但是，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地得到承认和保护。所以，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我们不能通过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实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则就是不平等。胡绍总是要求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的话，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因而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都说是打倒一小撮，保护大多数。大家把自己列为大多数之中，没想到，斗来斗去，最后全都变成了那一小撮。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地得到承认和保护。
胡绍为什么总犯错？第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无知，胡绍个人能力或智力不足，但又高度自信，且独揽专权。既有管理用人上的失误，又有专业知识的欠缺。第二个原因就是无耻。即胡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还是要做。例如一个墙每年要刷几遍，一个标识一年要换几次，同一类型的设备重复建设，通过不受约束的公权力损害医患双方的利益等。第三个原因是某些医院的中层干部利用了胡绍的无知，无耻和专权，他们或心怀不满，而且通过彼此之间形成“联盟”，设局迎合胡绍的专权。医院的某些中层干部共同来承担风险，共同来出谋划策。这样就没有谁是单独面对风险。而且他们在“联盟”中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把医院的一些政策搞得天怒人怨，对患者或职工有意无意的伤害更是数不胜数。
在胡绍长达近十年的普爱医院管理过程中，几乎不曾有一个知情人士或受害人站出来有效揭露这一现象，并阻止罪恶事件的持续蔓延。无论是患者及其家属，还是医务人员都不曾真正采取有效措施干预并加以阻止。医院的人都是共犯，甚至某些患者，他们的沉默就像是为强盗敞开的大门，让恶人大摇大摆地进屋掳掠，再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对于这些共谋的帮凶，我们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整个社会只能以医院这个“集体”进行谴责。良知的冷漠之所以受到了良好的保护，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应当，是因为在“集体”概念的掩护下，即便犯下的是滔天罪行，也显得不那么不堪与难以承受。对于被孤立的恐惧表现为一种驱动力，它促使沉默的螺旋启动起来。“与狼共舞”是一种较为幸福的境地，但是某些医务人员或患者由于无法认同在公众中被广泛传播的意见，而无法说服自己人云亦云时，只能将永远沉默的做法作为使自己能接受的第二选择。
有人把医务人员看成医院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只是随着机器运转的惯性发挥自己的“传动”作用而已。这种比喻的内涵是什么?就是人不称其为人，不再是由血、肉和思想所构成的生物，而彻底沦为了没有思想、生命与价值的工具。而“工具”所隐含的意义又是什么?工具就是可以报废，可以被替代，被改进的物品，一个零部件的损坏、丢弃，对于整个体系，整个机器的运转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任何意义。毫无疑问，这样的类比是泯灭人性的。但事实上，在一次次的历史悲剧与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或多或少不自觉地沦为了“工具”，我们将思想与选择拱手相让，放弃了生物性，选择了对自我的“物化”。
胡绍可能在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这种不假思索与批判的行为，恰恰是“集体罪行”最可怕的部分。它以强大的环境压力，迫使个人放弃了思考与选择的能力，滑入了旋涡之中，被彻底吞没。它让人彻底丧失了最根本的判断力，麻痹了一个人对于善、恶的基本感知，从而也丧失了对自身行为的掌控能力，并以“集体”为天然甲胄，安心于挥刀屠戮患者和某些职工。
即使沉默的患者及家属在法庭上打赢医疗官司，但没有针对体系的审判，法庭只审判一个个具体的人，于是，责任转嫁便成为维护体系完整性的最常用手段。每一个接受审判的人，每一个被绳之以法的人，都只不过是整个体系运行崩溃的“替罪羊”。人们通常十分短见地选择了“冤有头、债有主”的最直接报复，他们不曾循着这一条条蛛丝马迹，去诊断系统的病灶，去与体制抗争。体系碾压个体（患者），而个体（医闹），只会碾压另一个个体，在这场纷争中，体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逃脱法庭的制裁，逃离所有人的法眼，依然是个人（医者或患者）代替了整个系统，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体系又一次完美地演绎了“危机公关”。
必须承认普爱医院医院的全方位服务周到又体贴，远不像某些私营民营改制医院那样粗暴而残酷。从医务人员的诊疗和后勤行政人员的服从很少需要自己动脑筋、负责任。“胡绍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大多数人原本就不想思考。”他们“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没有完全看清楚。看清事实需要更大的政治洞察力，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培养判断力。每一个步骤都微不足道，似乎不会产生决定性后果；要么理由充分，要么事出偶然。没有一个医患人员会反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步骤，正如你不可能从田里的青苗看出收成的摸样。”在凡夫俗子的眼中，医院的小动作（不合理不公平）和日常生活的其他小事区别不大。“每一步都会更坏，但也只会稍微坏一点点。你只会继续观望，等待下一步……你即使提出警告，也无法提出证明……一方面有胡绍权力和经济的威胁，另一方面有同伴的嘲笑。他们觉得你态度消极、神经过敏。”融入体制使人感到温暖、安全，仅仅怀疑就足以使人感到寒冷、孤独。在大多数情况下，胡绍直接动手是多余的（装傻就行）。医院人员害怕抱怨、抗议、抵制会导致经济等利益受损，患者害怕抱怨、抗议、抵制会导致暴力甚至生命财产损失。胡绍的聪明才智完全懂得怎样利用这种感情。他一面许诺“胜利的狂欢”，一面恐吓“叛逆的失败主义”。事情走到这一步，你只能选择一边倒。要么完全接受胡绍歪曲的逻辑，强迫自己永远保持信心，发明更多的借口协助胡绍欺骗自己，希望胜利最终能解决一切问题；要么把赌注押在胡绍将医院败光上，长期承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事实证明：在普爱医院的许多人中，没有多少人敢想到后一种赌注，但已经在医院出现了某些苗头。 医患人员的切身体会就是普爱医院的黑暗及胡绍的迫害，赤裸裸的恐怖或压迫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他们能看到的医务人员都是外围群众组织，谈不上高尚或邪恶。他们嘲笑医院管理混乱，水平低下和价格昂贵，却又络绎不绝，私下里觉得自己蛮世故的。他们知道“胡绍领导下，没有挨饿的自由”和“以前的管理者有什么好，饭都吃不饱”。他们知道其他医院仍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医患都沮丧而无奈地服从，阴郁的行列穿过萧瑟的街道。他们原本以为医院的复兴而不必付出伦理道德的代价以及制度的代价，现在转不过弯来。等他们有时间考虑的时候，考虑已经什么用处都没有了，即使成为受害者也不会有任何人为你而发声。
武汉市普爱医院里绝大多数人一下子都“被沉默”，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权力能够对所有人拥有绝对掌控力的体制之中，拥有这种绝对掌控力的管理就是滥权。胡绍的滥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种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滥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维护管理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胡绍所谓的“大家一致认为”让每个人都无法确定，他所不能看到的异议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对自己的怀疑和孤单的无力感，足以让绝大多数还心存怀疑和犹豫不决的人闭紧嘴巴，绝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并努力作出与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样子。为了确保患者和职工能够发出同一个声音，胡绍管理使用的是贿赂（授权）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胡绍的指示办事，按胡绍的旨意选先进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要求胡绍利益集团。即使在这种所谓“光荣”诱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显的好处，总比不入要强，因为不入差不多肯定会有害处。胡绍坑害患者，逆向淘汰，贪腐滥权，你不加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中国的许多“无效”运动，如大炼钢铁、“除四害”、“大跃进”“反左反右”，并不纯粹是一种浪费和迫害，而是对管制民心、统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体活动。
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压迫，被侵犯、被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胡绍的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胡绍管理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很多医患人员自以为自己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出于恐惧，不是由于自己“胆小”、“懦弱”，而是因为自己“识大体”、“不死板”、“聪明”。用这类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可以让人比较体面地面对自己的沉默和顺从。这些人并不是从来未曾想过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经过思量后决定还是不做为妙。人并不是一下子从不沉默变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从不顺从变成顺从的，人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察觉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顺从是一件令人沮丧、没有尊严、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数人也就选择干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说它，就这样，通往彻底沉默和顺从的路也就越走越顺畅无阻。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他就已经丧失了保存思想自觉的意志，也丧失了表达自觉思想的能力。
医疗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