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信看胡绍在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作恶多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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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绍最大的能力就是学会转移矛盾，遇到医院夫败的，就把责任推给下属，遇到关注民生的，比如医疗就推给医院医护人员，就像环境污染就推给企业和有关单位失职，暴力执法就推给警察和城管一样。胡绍等人看着药品不能赚大钱了，就开始拦截病人在医院买药，然后转移矛盾对医务人员进行处罚。既然政府想在药品上作文章，胡绍等人也可以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激化医患矛盾和医医矛盾，坐等出事。其他医院可以每秒审核2000张处方，为保证患者安全不懈努力，并对患者进行医嘱教育。而胡绍等人就通过罚钱，增加患者就医难度，制造矛盾扰乱医疗环境。胡绍等人不制止通过其他项目或手段转移医患负担，其实这远比不在医院购药危害性大的多。

 

胡绍等人不从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出发，而是打着甩锅的主意，从解决表面文章出发，不是真的改革，也肯定无法获得成功。如果医院的管理是立于一个错误的原则之上，那么越勤奋忠诚就反而犯错越多，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相反一个懒人和无所作为者处在一个遵循错误方向的队伍中，带来的危害可能要小些，所谓“停下来就是进步”。长久来看胡绍等人的管理丢掉一些基本的原则，好像为了富强、为了生存什么都可以做。结果造成了两方面的失败，不光是精神上的失败，从富强的效果看也依然是失败的，想走捷径却最终走了弯路。所以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发展一直无法走上正轨。

 

胡绍等人总认为四医院的混乱是由于医院技术落后，但是一些市属医院，甚至一些省属医院，比四医院还落后，也没出现这些严重问题。刻意隐瞒胡绍等人的自身缺陷，把真正的耻辱包裹成对患者或医务人员的仇恨。忌讳任何制度和文明层面的反思，很多时候无知是因为无耻。胡绍等人趋炎附势，想方设法巴结上级，因为这样对自己的仕途有利。在这种情况下，胡绍等人想问题的出发点就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掺杂着其他因素，有时甚至塞进一些个人私货。至于学术研究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如何遵循学术自身的规律，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则无人过问。胡绍等人总会出台一些举措，以彰显其存在感和“有所作为”。至于这些做法是否有益于以患者最佳利益作为判断依据，则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如何巩固权力和地位，如何推卸责任，如何转移矛盾，这才是重中之重。胡绍等人都不能够以患者最佳利益作为判断依据，胡绍等人领导下的小组委员会怎么能呢？医务人员怎么能呢？有些段子手说以患者最佳利益作为判断依据的都是针对有权有势的患者，这些患者还能称之为弱势群体吗？以至于人人都长着一张锋口利牙，一张嘴就是段子，这段子其实是没有勇气对抗专制的自我消解。用段子来自我嘲解和彼此调侃，一切正义也在这种调侃中被化解掉了。当社会普遍正义感增强，权利意识普及，科普知识的传递，也许不作为和乱作为对医患双方的危害才会看得越来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