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yiliaofubai.wordpress.com/2017/09/25/%E7%AC%AC%E4%B8%80%E7%AF%87%E5%8D%9A%E6%96%87/
在胡绍等人专权及滥权下，武汉市普爱医院偏离了公共服务的本职而成为了市场逐利者。而胡绍占有的权利和经济资源使普爱医院的知识分子难以摆脱权力依附命运，不得不跟着胡绍一起作恶，没有人想到践踏他人之后自己也将被他人践踏。这种依附性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确乎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甚至内化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倾向以及认识、评判事物的既定思维方式。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否对普爱医院某些专家的要求过于苛刻，它们只不过是从胡绍那里分一份粥而已，没有必要去装圣人，退一万步而言，你不随着胡绍一起去害人，其它人也会为了生存资源去害人，而那些服从良知、拒绝说谎、表达人性底线关怀的人只能被淘汰。在武汉市普爱医院，每个人都可能遭遇抉择难题，正义与邪恶，生与死，不再是电影中的虚构情节。胡绍等人长期指鹿为马，并用主流媒体与院方渠道去播放粗劣的谎言，真实的声音常被淹没，一些人感觉到自己将要活在不义之中，然而身边好像还有许多人对此根本不闻不问。愤怒、厌倦、无力，又没有人能告诉大家如何可以得到胜利。另一些人有了这些经历，还依然可以做出反抗，这里面有莫大的希望，像是说明生命依然有无穷的可能与力量，恐怖与折磨不能销毁人的意志、道德、责任感。
表面上，武汉市普爱医院大多数所谓专家的沉默，也许能够保护自身的内心安宁，让个人能在没有尘世纷扰的环境下自由自在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在一个没有对话、没有辩论、没有相互同情和关怀、甚至看上去没有嫉妒与仇恨的社会，每个人都是敝帚自珍、各扫门前雪的孤子，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任何抵抗专权和滥权的能力的。政治是领导们关心的事，我们小兵一个，就是拿份工资养家糊口，伤天害理那都是胡绍等领导的事，我们只是执行，把活干好就行了。雷洋也是一个完好的沉默典范，他生前曾公开表明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无疑是有这个自由的，但是看看最后发生了什么？假如有人在他生前有机会指名道姓地要求他放弃沉默，这种做法有什么过分吗？对他个人来说，难道指名道姓的批评不比宽宥他的沉默更负责任吗？
如果说，胡绍胡作非为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权力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用对管理者个人的品质和道德操守的批判来研究武汉市普爱医院的问题，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在医院里，价值观冲突激烈，社会道德伦理的社会调适功能日益退化，在一些制度问题的掩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似乎成了不二选择，而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往往成为恶势力的帮凶。医院的文明程度并不一定总是和知识水平相对应，高知识在作恶中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胡绍等人利用人性的阴暗面，使武汉市普爱医院在生存观的导向上出现了重大问题。每一次的被害者，与所有患者和职工相比总是少数，不易造成有事实后果的人人自危；再者，仇恨本身以及专权管理者刻意制造的人际孤立，信息交流的断绝，会使得受害现象显得不突出。由没有个人特点、没有自我意识的患者和职工形成的人群称为群众。这样的人群易于被胡绍等人煽动、利用，甚至让患者和医务人员互相煽动，这是医院混乱的基础，是胡绍管理专权的基础。群众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的一个条件是，有足够多的群众，在外力的推动或者引导下，形成无条件的对领导的服从，对所谓敌人的仇恨，形成暴力。而这外力就是胡绍和他的小团体的引导和煽动。群众并非在任何管理下都大量存在。剥夺了基本权利，最容易制造出没有权利意识的群众；创造出群众运动的基础。当个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时，这些个人就只能依赖权力的恩赐和惩罚。在压力和引诱下，很容易被迷惑，使其成为胡绍等领导的信徒。胡绍的管理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理论，剥夺个人权利为了造就所谓的医院发展。当医院发展有不同利益和意见时，哪怕只是为了操作，胡绍等管理者也必须压制任何不同的看法。由于个人已经丧失了对自身权利的控制权，所以也就丧失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和力量。
从武汉市普爱医院当下的环境看，提建议者似乎是没有未来的。胡绍等人的目的不是轻易把人做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让他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既得利益者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权利，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一切事务都围绕一个“权”字。什么医院的团结，患者职工的利益，统统都放到脑后。一旦胡绍等提拔某人成为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时，就会以新的统治面貌凌驾于个人之上，似乎是一个死循环体制，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有服从。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这时如果一个人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有时会质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处，那他和“敌人”的范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被群起而攻之就是早晚的事。尽管有些人认为“你们是对的，但你们是没有未来”。认为建议者是“对的”，显然是理性的判断，稍有常识和良知的人都应该认同这个判断，因为已经用铁血事实证明了这点。然而悲剧的是：“对的”建议者却被认为是“没有未来”的，这种判断显示了理想与现实在当下医院的冲突与分裂。“没有未来”显然是世俗意义上的判断，既然建议者都面临着现实的各种压迫，建议者的现实境遇是痛苦的，那很容易让人看不到未来，因为对于一般同情者而言，未来是现实的延伸，既然现实没有显现未来的可能性，那么做出建议者“没有未来”的判断就貌似是合理的。然而这依然是狭隘的没有信念的判断，这种判断会严重伤害建议者的心灵。
由于医务人员生活状态一般，为了避免家人的不理解，朋友的背弃、就业的困难等状态，注定会被认为是昧着良心或“有罪”的一群人，所以要在运动中经过一次次自尊心彻底扫地，甚至生命的丧失。而患者私下里已经不相信医院的那套说教，在看透了腐化堕落与伪装后，高居庙堂之上的领导早已没了道德感召力，由于他们对自己奉行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导致笑话满天飞，人们以各种段子嘲笑它、调侃它。这里面既有体制问题，也有人性弱点，所以前赴后继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
您说的不假，不过事实更进一步，胡绍等人不仅是愚民理论，更是奴民理论。不仅要叫医务人员丢掉理性与独立思考的能力，陷入所谓集体主义的的泥潭，还要叫医务人员掌握“双重思维”，做到削除原则和底线的自我审查，最终祸害出的是一批任劳任怨任宰割的骡马。所以胡绍等人都希望医务人员懦弱，盲从，愚昧，便于统治压迫，而获取权力和高额的财富，极少，极弱的反抗。胡绍等人从来就不喜欢“家丑外扬”。在胡绍等人看来，言论自由破坏了“团结”。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和钦佩武汉市普爱医院的某些人。因为某人在离开人间之际，完成了自己的道德涅槃，他不惜冒犯医院某些领导和行业潜规则，完成了自己告别人世的最后的人生答案。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有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最高思想境界的良心。他的最终决定违反潜规则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武汉市普爱医院真实情况的标本。最怕的是医院中的一些人将牺牲视作必然，并且遗忘了那些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被埋葬的价值与人类。
为什么医务人员会把恶习或恶的规章制度当作真理而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呢？一方面是胡绍等领导对经济和人事资源的垄断，下级对上级服从而超越国家政策法规约制的现实。这种现实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权力系统的人身依附，因为听人的重要于听政策法规的。另一方面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却常常因为造化弄人，或者性格的懦弱，或者价值观的缺陷而深陷其中难以重新抉择。有独立意识真正只按法律和事实办事的医务人员，不但不可能上升，可能连位置都保不住。所以医务人员只能对胡绍等黑暗面视若无睹。或许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吧，他们已决意在武汉市普爱医院随波逐流，却又不愿承担从犯之恶，于是对自己默许的恶行选择性地遗忘，对自己遭受的倾轧通过自虐式的自我解剖来疏解，公平与正义，早已不复存在，道德与法律也正在渐渐被淡忘。第三是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一些改革可能在某些人看来是种威胁，会给胡绍等煽动者创造机会，去煽动并利用医务人员的恐惧，如果你不去损害某些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权益，就有可能损害到你自身的利益。其实医务人员的人性也高不到哪里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激发人性之善，而反之却让天使变成魔鬼。胡绍的管理方法是你不去整人我就要整你，或者借刀杀人，或者卖友保身，先将仇敌抛出去，随之将朋友推入火坑，最后轮到了自己。
在武汉市普爱医院，胡绍往往以改革的名义鼓吹极端行为、不分是非、煽动医患仇恨或医医仇恨，并以不间断、无底线、以整人为目的的运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没有长期的观念孕育和恶行示范，武汉市普爱医院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无从谈起。医院里很多人还在谈论丛林社会弱肉强食，越到底层越残酷。道德崩溃是可怕的，人心险恶到无以复加，如果当谋财害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整个医院都成为斗兽场，你死我活的现实剧不断上演，把医患底层人士的那点人性消弭于无形，留下的只有贪婪，无耻和愤恨。胡绍在武汉市普爱医院的管理总是凭借各种谎言与欺诈，像病毒一样感染着整个医院。一方面是医患双方普遍不尊重规则，另一方面医患双方又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进行广泛的恶意使用；有时候这些是个人行为，有时候这些是集体表现，有时候这些是胡绍等人的管理手段。但是，很多事情是不是因为习以为常就不去批判，不去谴责、不去讨论呢？我们不去关注无条件加班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无止境的加班，我们不去讨论带薪休假落实的问题，带薪休假就永远是挂在墙上镜花水月，我们不去争取自己生育权利，就会连怀孕这种事情早晚都会被罚款，我们不去维护患者和职工的权利，就会成为胡绍等人政治狂热和愚蠢自私的替罪羊，当你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想过自己权利受到侵犯，当你的健康岌岌可危时候，你还会像今天大众面对有毒食品，雾霾，医患冲突等时的心态一样不以为然？现在武汉市普爱医院违法成本太低，甚者胡绍在发展经济的追求下，没有对医患双方的权益进行切实有效保障。对于医患双方的权益和医院发展出现矛盾的时候，没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作为弱势的某些患者或医务人员，理所当然地要为自己的权利声索。
在武汉市普爱医院，一些医务人员处于对各种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低参与、绝少阅读、封闭性职业习惯、经济上不安全感的状态，决定了胡绍等人集权主义的倾向。由于绝少受过用理性和现存判断来检验相反观点的训练，他们作判断，通常更为偏执，缺乏历史感，用极端主义方法来寻求短期解决办法。即使在武汉市普爱医院存在有社会责任感，有大魄力的既得利益者，愿意跳出自身阶层，从医患双方的角度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但一个健康的体制，势必不会寄望于既得利益者们的良心大发；而是需要制度来约束身居高位者的行为；一个合理的议事机构也应当是给予不同立场、不同阶层的人合理的席位分配。大量由既得利益者把持的状况让武汉市普爱医院在改革议题上不但受到意识形态的钳制，自身也因其固有利益而束手束脚，甚至缺乏改革的主观意愿。
在外部医疗环境骤变的情况下，求稳的胡绍容易失措，往往下意识自我保护。它以三甲评审为借口，为了运转稳定、有效，成员的自愿服从、成员间稳定合作关系尤为重要，为此，它必须为成员谋利，并提供全方位支持和保护。但是，这种“大哥”式保护，不免令人担忧——“大哥”可能在你违法涉罪时护短，也可能在舆论或政治压力过大时献祭你的事业与自由，以确保小团体稳定、道德正当或部分高层官帽不丢。武汉市第四医院所树立的一些反面典型，与其说有过错，不如说过度承担责任，替胡绍不作为或乱作为扛下它那份过错。唯有监督制衡，才不必在民众（患者或医务人员）或政治压力下妥协，让渡权利和自由，这难道不比胡绍等“大哥”式护短正当、靠谱，有益声誉？
胡绍等管理者不作为或胡作为是引发医患暴力或医医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下的医院转型过程中，由利益分化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本属正常现象，人们的种种利益诉求和表达既是争取或保护自身的权益，也同时表现了对医院公平正义的要求。而面对利益诉求和公正要求胡绍等管理人员如若不能合法、正当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必然造成严重后果。在这一过程中，不作为和胡作为都是权力行使的失当。无论是患者还是医务人员以极端的方式应对不公正的待遇和巨大的伤害，都有可能导致一些必要的医改措施因此错失出台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胡绍等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甚至医院对其失去应有的制约。权力一旦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时，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的不可控权力，必将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医院的实际运作，对整个医院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
胡绍在武汉市普爱医院的十年来，代表腐呗的“老虎”“苍蝇”的确打下几个，然而，这无法伤及胡绍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更无法如王歧山所言从制度建设上来推进。试想一下武汉市第四医院哪一次医患惨案，与胡绍没有关系？胡绍等人的政绩或头衔不过是自大宣传、愚民灌输和以“稳定”借口压制“异议”所能赢得的。为官者“台前学管理”，是谓“上诈”；为医者“合群自大”，歌功颂德，可谓“下愚”。胡绍等人的“不作为”是假像，放任黑恶势力狼狈为奸助纣为虐恐怕才是本意。接下来是所谓浩浩荡荡的各种联合大调查，至于结局似乎用脚趾头也能想得出个大概，不公不正的现象或许稍微有所收敛，然风声过后医患草民仍是贱命，黑恶继续分赃。因为胡绍等人自信满满，根本不在乎驴民对大巴。
医疗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