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yiliaofubai.wordpress.com/2017/09/25/%E7%AC%AC%E4%B8%80%E7%AF%87%E5%8D%9A%E6%96%87/
在外部医疗环境骤变的情况下，求稳的胡绍容易失措，往往下意识自我保护。它以三甲评审为借口，为了运转稳定、有效，成员的自愿服从、成员间稳定合作关系尤为重要，为此，它必须为成员谋利，并提供全方位支持和保护。但是，这种“大哥”式保护，不免令人担忧——“大哥”可能在你违法涉罪时护短，也可能在舆论或政治压力过大时献祭你的事业与自由，以确保小团体稳定、道德正当或部分高层官帽不丢。武汉市第四医院所树立的一些反面典型，与其说有过错，不如说过度承担责任，替胡绍不作为或乱作为扛下它那份过错。唯有监督制衡，才不必在民众（患者或医务人员）或政治压力下妥协，让渡权利和自由，这难道不比胡绍等“大哥”式护短正当、靠谱，有益声誉？
胡绍等管理者不作为或胡作为是引发医患暴力或医医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下的医院转型过程中，由利益分化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本属正常现象，人们的种种利益诉求和表达既是争取或保护自身的权益，也同时表现了对医院公平正义的要求。而面对利益诉求和公正要求胡绍等管理人员如若不能合法、正当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必然造成严重后果。在这一过程中，不作为和胡作为都是权力行使的失当。无论是患者还是医务人员以极端的方式应对不公正的待遇和巨大的伤害，都有可能导致一些必要的医改措施因此错失出台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胡绍等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甚至医院对其失去应有的制约。权力一旦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时，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的不可控权力，必将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医院的实际运作，对整个医院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
既有患者的生命，又有医务人员的生命，但是仍然唤不醒胡绍在武汉市普爱医院的倒行逆施。没有监管，也没有反思。最近绩效奖金和灰色收入又引发胡绍和医院某些人发生冲突，这些人抗拒胡绍减少收入的方案，是因为胡绍拒绝建立起补偿机制，拒绝回归医生的价值。胡绍给医务人员提供一部分收入，余下的部分自筹，督促他们给患者开化验单、检查报告，多用耗材等，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寻租现象的发生。所以说既不是这一届患者不行，也不是武汉市普爱医院医务人员不行，而是胡绍等人不愿承担管理责任，不作为甚至乱作为，间接抵制医疗变革。
为了贯彻胡绍等人的指示，就得借助于权力的魔法。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否则，一旦有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或主张，立刻会遭到恐吓，他们甚至愿意让被恐吓者传播自己的经历，以期能借此扩散恐慌。恐惧无处不在，恐惧到了极端，良心和道义底线就被突破，走向顺从、麻木和绝望。然后将那些最为服从的、也就是心理扭曲最严重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他们无不狭隘、愚蠢和虚伪，但却能在医院里四处横行。而某些情商高的聪明人则自我的集体化，意味着“1”溶解为“1/n”，个体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整全性，隐身到一个集体当中成为其中一个“分子”，从而实现作恶心理成本极小化，加剧了医患矛盾和医医矛盾。集体化的过程就是匿名化的过程——“匿名”意味着无需负责，而当一个人可以
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再为其负责。“自我的他者化”则意味着将自己转化为一个巨大系统中的一个功能性部件，这个部件可以是“警察”，可以是“医生”，可以是“官僚”，可以是“法官”，甚至可以是一个善于沉默的“观众”。通过集体坐标而不是“内心良知“定位自己，“我”就变成了“他”。“我”不再是有名有姓的人，而是“一个职业”。“我”也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个符号”。既然是“他”（职业或符号）在作恶，又“我”何干？
但正如人们普遍认识到的那样，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着眼於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而只是限於重新建立个人权威，并依靠非制度化或政治化的方式来推进医院变革运动。在胡绍管理医院的几年里，旧的问题没有被根本解决，新的问题又被制造出来了。但反过来想，我们又实在难以苛责惩处胡绍等人。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因素之外，假若真的存在将患者和/或医务人员逼上绝路的深层因素，我们眼下是否有合适的语言将其准确地表达出来？
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一些事件之所以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关注，一是因为类似的事情早有许多报道，它作为题材已经不能吸引舆论关注。二是盛行一种不辨是非的混淆式看法，有人会认为维护所谓医院的利益，必定要有人做出牺牲，所以不值得大惊小怪。三是人们已经麻木，没有什么能打动他们。医院的很多问题经历许多年依旧存在的原因，是它得到了管理者的默许，成为维持医院所谓发展的要素，前提则是存在着普遍的侵犯医患基本权利。当然，这些事件收获的比谴责更复杂的舆论态度，反对声音之外，还有许多势利的说法。这些情况都表明，无论是普爱医院管理层面还是医患大众认知中，对弱势医患权利的侵犯存在著有意无意的纵容。有些人认为如果把医院看作资本主义产业，利用低权利“优势”和所谓技术进步，胡绍等人可能真的会成为武汉市普爱医院的最大赢家。而这种赢家的本质是把自己伪装成负责任的面目，实际上以不作为或乱作为来逃避惩罚。
虽然这些事件或可局部性的改变某些人的想法，却绝无可能整全性的改变武汉市普爱医院的状态，个案的叠加同样如此。并且因没有坚实的制度根基，已经被新的改恶而导致倒退或被替代。否认个案的作用，是便于厘清个案的局限性，而非否定个案的价值，是打破幻想，而非塑造绝望。个案也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缩短一个人的遭受迫害，保障一些人的财产，洗清具体化的冤屈，个案可以彰显人权的可贵和人性的尊严。但是，这符合我们内心的需求和期许，然而并不符合实际。
在胡绍等管理者看来，由于患者或底层医务人员不成熟，不能辨别是非，所以只能由自诩垄断了真理和道德的胡绍等人才能进行辨别，选择哪些内容可以告知医患，哪些内容不能告知医患，以免“毒害”不成熟的患者或医务人员。但这样一来，结果则是医患永远无法成熟，因为医患连辨别和选择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患者或某些医务人员打死，以便使他们摆脱这种不完善，不成熟的状态。虽然胡绍等人压制言论也能起到维护管理秩序的作用，但普爱医院各种小道消息、传言乃至谣言盛行，例如胡绍升官调离的谣言就存在了好多年（也许反映了人心向背）；同时又会积压越来越多的不满和社会矛盾，带来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不稳定，例如患者中可能出现不顾任何道德底线的道德沦丧状况（辱医，伤医等），而医务人员则可能成为替罪羊。胡绍等人认为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也就是为了所谓医院发展（政绩，权力等），就可以不择手段。但是，目的的正当性不能用来为手段的非正当性辩解，而手段的不正当性却能证明目的的不正当性。马克思理论认为，为达到所谓“崇高”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仅历来都是管理者们的惯用手法（伪善），也是前苏联斯大林模式失败的一个深刻教训。胡绍等人对言论的控制无非是对其非法行为（或缺乏道德底线）的实际认可，而一些威胁恐吓行为目的也不过是维护其特权。
胡绍等管理者可以胡作非为，普通医患人员要求公正公平，有错必纠，却寸步难行。这种只可意会的大环境，是某些部门对违法乱纪行为的默许、放纵造成的。屈死不告状，也成为很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常识经验。个别血性汉子的拔刀自卫，造成两败俱伤血案，受到司法惩罚的依然都是社会底层人士。这种处理方式，既于事无补，又不能阻止类似案件的终止，更不会引起国家高层的关注和警策。 你要追究胡绍等管理者软暴力行为，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他们就会很默契地在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在时间程序上布下道道关卡，叫你在实际诉求的操作上，陷于困境重重。使你在领教了无数的无趣和愤怒后，最后叫你在无可奈何中放弃，或无限期等待。最终让你明白一切努力均无济于事，你只能无奈地不了了之。
如果是基于公共权力对医疗改革的操纵和扭曲远比其他力量更容易左右改革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考虑，医疗改革的实质性阻力的正是来自对权力以及权力附属的利益的留恋。要求某些管理者或某些既得利益者自动退出权力中心的想法也未免过于天真。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比拥有权力的人更明白，权力比任何东西更能带来收益。所以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压力下，上层也不得不利用一些矛盾来安抚医务人员，否则遭到医务人员集体怠工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梅姨重新提醒人们，不要忘了那些宝贵的、需要我们去守护和值得为此抗争的东西：弱势者的尊严；媒体的独立和言论自由的保障；对掌权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在面对他人遭受侮辱和伤害时，需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站出来为此发声，而不是旁观和无动于衷。而胡绍在武汉市普爱医院则反其道而行之，放弃理性和常识，逻辑在这里遭遇尴尬，而所有你曾努力学习和了解的知识也都变得一无是处。对胡绍和某些人而言，你除了为他们政绩和功名之外，连活着都是非法的，你最好老老实实，除了呼吸，连思维、说话都应该停止。
胡绍等人为了上位与自保，纷纷以出格言论和歪嘴和尚瞎念经现身占位，给医院传递的是文革式政治信息，其之极端不负责任与无耻之尤，影响最为恶劣，危害最为严重，怎么就不见高层警示挞伐呢！？
胡绍等人的不作为导致的医疗改革空转，甚至借改革的名义而行反改革之实，或者，徒有名头的假改革反倒大行其道，正在使改革所积累的医患互信，以及由此培养的公平正义信念，逐渐流失。上级监督检查原本要求胡绍等人提升治理能力，试试从挖掘医疗腐败的具体事情做起。然而，武汉市普爱医院某些货们接下来却用各种实际行动凸显着自身的无能和愚蠢，非要抓一个所谓典型事例试图证明自己在努力落实领导指示的滑稽戏，但其每一个举动都产生着相反的效果。人家是让你反思治理能力然后用治理的思维去拆解公平，正义以及监管制约等问题，你们却是浪费着医院资源，为了应付而无事忙的所谓医疗改革，简单机械地搞个典型案例、一秀了之，哄谁呢？这也让外界有目共睹了为何在资源条件不差的情况下，普爱医院这几年中出现医疗环境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出现掉队的根本原因。
如孙中山所说，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就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顾准者，身陷囹圄中已经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应该算是“先知先觉”。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如顾准那样的“先觉”无法起带动作用。只有后来打破“两个凡是”，国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冲击，“后觉”的人们于朦胧中逐渐从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体会到顾准辈的“先觉”之难能可贵。
应该说，没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没有决策者相对的言论开放政策，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不可能进行。不过改革远非一劳永逸。在那以后的曲折、甚至倒退，也是有目共睹。“不知不觉者”，乃至自觉顽强地坚守旧观念，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回拉者也大有人在。只依靠一时的“政策”，而没有形成“制度”，那么，倒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以胡绍等人在武汉市普爱医院还有强势的地位，甚至官心思乱，让“不知不觉者”折腾些事，让外界误读为有变革之心，实则既可无法无天，又可逃避罪责，既能延续强化权力，又能随时拍腿开溜。思乱则自然认为现实还不够乱，还有些法纪束缚，或可能面临更多束缚，故希望以乱来逃避，甚至希望回到完全**的时代
胡绍等人的手段在于，它们只注重眼前的人员是否易于管理，而不去关心长期割裂所带来的恶果。当被管理者甘愿屈从于权力、只顾追逐权力和局部利益、各自过着冷漠而麻木的生活时，他们便丧失了个体的丰富性，集权对人的心灵产生戕害，抹平棱角，使一切变得归顺，人们之间的行为、情感、欲望都在不断地趋近于相似，个性不再得到重视，人性也在不知不觉间泯灭，损害医患双方的利益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不过只有当伤害了更多的医患人员，甚至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社会才会清醒，治庸问责的民意才会汹涌，反对医改的利益集团才会不再发声，人们才会真真正正地相信，对人性的泯灭是远甚于管理恶行导致经济下滑的真正威胁。但是，那个时刻到来时，又将是多么悲壮啊。
在这些冤魂之中，会有我们的家人吗？会有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吗？会有我们自己吗？
胡绍等人对武汉市普爱医院生态环境的破坏表现为医务人员不相信患者，患者当然也不相信医务人员，这种对人性的污染必定让很多医疗改措施落空。在医院经济形式好的时候胡绍等人对腐败和不公不正视而不见，在医院经济形式不乐观的时候胡绍等人则借医疗改革打击异己，推卸责任。当改革措施与胡绍等人的权力框架发生矛盾时，又通过发动群众维护既得利益。一些伤医事件，一些患者利益的受损，使活着的医患承受苦难， 死去的人们难以得到正义。也许，武汉市普爱医院的医疗设备越来越好，医学水平越来越高，但处于生不如死状态的人是否越来越多，人间悲剧是否越来越多。社会只发现了有些人为了金钱而迷失，却忽略了金钱背后的权力指挥棒。医患还是脱离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维，却不知道只要有制度的制约，舆论的监督，才有可能对邪恶团体产生一些抗阻的。
表面上，武汉市普爱医院的名字有保护尊重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的特质，然而实际上胡绍等人的指导思想却根本上否定这些特质，将个体权 利视为某种赏赐。和当权者站到一边，就是正确并赏赐；反之就是错误并惩罚。但这既解决不了医患冲突，也无法维护医患权利。然而，正是因为胡绍等人对医患权利的损害必然限制和浪费整个医院的认知资源，一方面有利于创造医院财富的认知资源被无谓地耗费在对“安全”的甄别和小心翼翼的维护上，整个医院的发展活动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医患质疑又必须消耗大量医院成本和资源。从人类行为和人格的多样性以及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来看，医患质疑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越来越适应，因此，胡绍等人侵犯医患权利的行为也势必不断升级：更大程度的认知资源的耗费；消耗更多医院成本和资源的防范，直到资源耗竭而成为武汉市普爱医院溃败的。
当我们从历史中抬头张望今天武汉市普爱医院的四下，会惊异地发现胡绍等人穷尽一切手段强化的管理中，打击和限制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将缚于医患身上的绳索一道道加紧、绑厚，且通过各种制度规定，就是为了从精神上羞辱医务人员和患者明辨是非的能力，就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而不择手段。
在一个不择手段的医院中，要想胡绍等既得利益者心怀患者并以社会利益为重进而相互妥协地进行改革，那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而言，他们压根就不在乎医院怎么变，他们在乎的是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慢说武汉市普爱医院现在还能维持现状，就算以后国有资产蜕变成他人私人资产又能怎样？又不是浪费自己的钱，说不定趟过这关又变天了呢？只要监管部门不过分干涉医院内政，不是还可以照样奴役患者和职工吗？只要能保住掌中权力，牺牲再多医患权利又何妨？垄断专业，造成更多的恶又何妨？在胡绍等人的管理机器上绞杀别人的生命时，一些人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但是，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最好的情况，也体现为保持沉默。胡绍等人的管理越恐怖，它所能诱导的服从就越绝对。这种服从不是胡绍等人管理医院的终点，而恰恰是其起点。行为上的服从与思想上的疑虑，会导致无限的焦虑。一方面，兢兢业业学习工作，试图成为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另一方面，发生在患者身上的不公又令其对胡绍等人的恶行产生深深的怀疑。
医疗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 